一、隔膜

怕的不是打不过，是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。

1861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，恭亲王奕䜣跟两位大臣联名上了一道奏折，“今语言不通，文字难辨，一切隔膜，安望其能妥协！”。奏折批下来，第二年，北京城里多了一所学堂，叫京师同文馆，专教英文、法文、俄文。

没人愿意来。招生对象定的是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，一开始凑齐的学生，也就十来个。士大夫们私下议论，说这是“以夷变夏”，堂堂天朝子弟，学蛮夷的舌头，成何体统。同文馆开张那几年，撑门面的，多半是些家道中落、走投无路的旗人孩子。

这是英语在中国的起点，十来个人，还是被挑剩下的十来个人。

二、幼童

10岁出洋，15年后回来，命运已经改了道。

1872年8月11日，上海吴淞口，30个孩子登船，最大的16岁，最小的只有10岁。容闳奔走了18年，才促成这件事。清政府拿出一笔钱，往后4年分4批，一共派出120名幼童，赴美国留学，学制定的是15年。这120人，是全国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家世要清白，身体要过关，还得有殷实人家担保。全中国，轮得到学英语的，也就这120个孩子。

孩子们到了美国，没几年就换了模样。剪辫子，穿西装，打棒球，有人还悄悄受了洗礼。一份美国杂志当年写道，这些从中国挑出来的孩子天资极高，学语言比美国孩子还快。可这份夸赞传回国内，成了保守派眼中的罪证。1881年，15年计划走到第9年，全部撤回。首批30人里有个叫詹天佑的，后来主持修了京张铁路，成了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。这批孩子，大多数人这辈子，也就他们自己，真正用上了这门语言。

三、翻译

自己不会说，只能靠别人替你看世界，可看世界的人，还是极少数。

严复早年考进福州船政学堂，1877年被派去英国留学，进的是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，学的是航海，课余却一头扎进了英国的社科和哲学著作。回国以后，他一连考了四次乡试，一次也没考中，仕途这条路彻底断了，才转身走上翻译西学的路。他译《天演论》，赫胥黎的原意本是提醒人类别对进化太乐观，严复翻译一转，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八个字，反倒点燃了一整代求强求变的中国人。他给后人留下三个字，信、达、雅。

林纾更奇。他一句英文不懂，晚年因知己去世心情郁结，被人怂恿口述解闷，才有了第一部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。没想到一炮而红，他就此一发不可收拾，靠着懂外语的朋友口述，自己捉笔成文，一辈子译出近两百部外国小说，行销全国。

这一整代中国人看世界，靠的是严复一个人的翻译，林纾一个不懂英文的人的耳朵。会外语的，还是极少数，多数人读到的，是别人嚼过的东西。

四、明星

一场电视节目，第一次让“全国”两个字，跟“学英语”这三个字连在了一起。

1978年9月，副总理李先念把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位教授请到家里，聊国内英语教育的出路。聊到最后，定了一件事，把英语课搬上电视。任务落在陈琳身上，一个月之内，编教材、进演播室，全都得赶出来。

那年北京的夏天热得反常，摄影棚里灯光滚烫，空调却因为怕录进噪音必须关掉，棚内温度冲到40多度，陈琳穿着中山装，正襟危坐，一句一句地讲。工作人员几分钟就要停下来给他补妆，后来干脆搬来大冰块，堆在棚边降温。

节目播出的第二天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在头版登了消息，说中国电视英语开播，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号。BBC在国际新闻里也提了一句，说“皇家英语响彻中国上空”。全国人跟着电视念ABCD，教材光是北京地区就卖了一千多万套。陈琳自己出门，得戴上墨镜，才不至于被人认出来围住。

这一次，不再是10几个人，也不再是120个人。是面向全国观众，第一次一起对着一台电视机，张嘴念同样的音节。

五、电线杆

一个人把北大的教室换成了寒风里的电线杆，把学英语这件事，变成了一门生意。

1991年，俞敏洪从北大出来，办起了培训班。攒够10万块，是他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，那年年底达成的时候，他29岁。启动的地方是间十平米的破屋，一张旧桌子，一堆毛笔写的小广告，一桶浆糊。

北京的冬夜，寒风怒号，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贴广告，手冻僵了，就灌两口二锅头暖身子。竞争对手也不是吃素的，撕广告，甚至有新东方的老师因此被人捅伤。1993年，俞敏洪拿到正式办学牌照，新东方这块牌子才算立住。后来市政要拆学校门外那两根他贴惯了广告的电线杆，他死活不让拆，最后花七万块钱保了下来。

陈琳让全国观众一起听，俞敏洪让愿意学的人，自己掏钱去学。规模又扩大了一层，这一次，是市场说了算。

六、地球村

1962年，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造了一个词：地球村。他说电子媒介会把地球收缩成一个村庄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，不再用公里计算，用秒计算。当时很多人当它是一句漂亮的隐喻。

半个世纪后，这句隐喻成了日常。一封邮件从北京发到纽约，比从城东寄到城西还快。地球真成了一个村子，只是没人明说：这个村子，需要一门大家都懂的语言。

而在“地球村”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的年代，已经有人在为中国打造一件走向世界的工具。

周有光，1906年生，早年研究经济学，1955年，49岁那年，被调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，从此专职研究语言文字，参与并推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。媒体称他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，晚年他多次推辞这个称号，说拼音是几代文字改革者共同完成的工作，自己只是收尾参与者之一。

他85岁以后转向文化学研究，晚年写下《双语言时代》。他说，罗马帝国瓦解后留下拉丁语，大英帝国日落后留下英语，都不再属于哪一个国家，谁用它谁得便利。他称之为“国际共同语”，和各国自己的“国家共同语”并存，“现代是双语言时代”。他还说过一句更直白的话：信息化和英语化，成了同义词。

这句话，正是给地球村补上的注脚。麦克卢汉描述了村子的形状，周有光算清了住进村子的成本：语言跟不上，人只能站在村口，看信息、资本、技术从头顶越过。

2017年1月14日，周有光去世，那年他112岁。他出生时中国还没有汽车，他离开时，人类已经能全球实时视频。他这一生，几乎走完了地球村从隐喻到现实的全过程，他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在其中做了一份自己的工作。

一个国家要现代化、全球化，双语言就不能只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而必须成为全民的能力。

七、必修课

道理讲完了，最后一步，是把它写进制度里。

1987年2月，国家教委颁布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学大纲，初中英语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要求，成为写进课表、无从选择的一门必修课。

2001年1月，教育部又把这道门槛往前挪了一步：一份《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》，把英语课的起点，提前到了小学三年级。

这两份文件，都没有电视机前的墨镜，没有电线杆上的浆糊，读起来也没什么故事性。可它们做的事，比前面几节加起来都彻底：从此，学不学英语，不再是一个家庭、一个孩子自己能选的事。它写进了全体中国孩子的课表里，从小学到初中，一路绕不开。

八、全球化

国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，让全民都学一门外语，答案不在课表本身，在课表背后的算盘。

1955年至1970年，两弹一星工程期间，钱学森、邓稼先这批科学家，靠读懂英文论文，追踪核物理、导弹、材料学的国际前沿。逼着人学英语的，是一个朴素的事实：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，大多数先用英语写出来，看不懂，就只能落在别人后面。

这笔账后来越算越大。1978年，改革开放后，出国留学、引进技术、翻译教材，英语从少数科学家的工具，变成一代人求知的通道。2001年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外贸订单、外资工厂、跨国公司涌入，谈判要用英语签合同，招聘把英语当门槛，英语又多了一层身份，成了几百万个具体岗位的入场券。

2019年，人民网发过一篇文章，谈的正是这笔账。文章说，重视外语学习，能让中国走向世界、融入世界，也能为国家培养大量懂前沿科技、懂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。这话不难懂，严复当年翻译《天演论》，图的也是这个，师夷长技，才能自强。林纾不懂外语，靠别人口译再转写成汉语，隔着一层耳朵看世界。全民学英语，说到底是想让每个人都有严复那样的能力，直接读懂世界最新的论文和技术手册，不必再做林纾。

这条从课表到国运的路，走到今天，一头是两弹一星年代埋头读论文的科学家，一头是今天几百万个因为懂英语而拿到更好机会的普通人，路的尽头，是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和技术前沿上，能不能站到别人前面去。

九、疯狂

制度写进课表了，国家目的讲清楚了，可全国人学出来的，是另外一回事。

1990年，李阳大学毕业，自己的高考英语只考了16分。他没走寻常路，每天清晨跑到楼顶，对着天大喊英语，喊出一套自己的方法。1989年，他第一次公开演讲，提出"哑巴英语"：中国人学了十几年英语，考试能拿高分，一开口却一句话都憋不出来。

这四个字，精准戳中了全国人的痛处。赶上香港回归、中国加入WTO、申奥成功，举国渴望学英语，李阳的巡回演讲场场几千几万人，喊得像一场集体宣泄。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：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。

可这场轰轰烈烈，后来还是冷了下去。一是他自己的家暴丑闻，砸掉了大半招牌；更根本的是，喊出来的自信，终究没能变成足够的语言输入量。大喊360句，练的是胆子和嘴皮子，练不出理解一段陌生对话所需要的那么多小时的听力积累。病，诊断对了；药方，没能治本。

"哑"只是表象，"听不懂"才是根源。语言不是先学会说，而是先学会听：听不懂，就无法形成稳定的语音表征；没有足够的输入，就很难有自然的输出。很多中国人说不出英语，不是嘴不会动，是耳朵里从没建立起这套声音系统。

十、尾声

我初中英语只考过十几分，那时心里有个说不清的念头：学英语跟"爱国"是拧着的。

这个念头后来散了，可它留下的空白一直没填上。为什么要全民学英语，我其实从来没想明白，只是绕开了它。直到进了 IT 行业，经常查询英文文档和论文，才明白很多领域，不会英语，就走不深。

后来想做一款更好的英语学习产品，才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了一遍：查同文馆，查留美幼童，查陈琳的摄影棚和俞敏洪的电线杆，查周有光那篇"现代是双语言时代"，查2001年那份写进课表的文件，也查到李阳喊了30年也没根治的"哑巴英语"。

市面上的英语产品，大多还是奔着考试去的：背单词、刷语法、押题型。能提分，解决不了"哑巴英语"。我想做的，不是再喊一次口号，是弄清楚人到底怎么把一门语言学进耳朵、说出嘴，再照着这个规律，把产品搭起来。

这篇文章，就是这段研究的交代。160年前，恭亲王怕的是"鸡同鸭讲"；今天写进课表的，是全体中国孩子的必修课。可写进课表，不等于跨过了这道槛。学英语，说到底不是学几个单词，是有一天不必靠别人替自己看世界，也能用对方的语言，把话说清楚。这句话，我十几岁时不懂，现在才算懂了一点。

参考资料 / References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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